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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熟”的中国

发布时间:2017-11-23 15:26  来源:网络整理

(原标题:“早熟”的中国)

 

历史·《历史的细节》

技术、文明与战争

杜君立

 

如果说夏、商、周三代是中国的童年时代的话,那么春秋战国时期就是中国的青春期,中国在这500年时间里,完成了从纯真到成熟的启蒙阶段。500年间,中国由200多个封建城邦最后融合为7个国家:齐、楚、燕、韩、赵、魏、秦。7个诸侯国构成一个中国化的世界,即“天下”。与战争的掠夺相伴随的,是经济竞争和人才竞争;游士阶层崛起,重商主义盛行,朝秦暮楚,楚材晋用。猗顿、范蠡、子贡、吕不韦等跨国财团,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他们富可敌国,翻云覆雨,甚至可以决定一国的兴衰起落。依靠轮子和文字的普及,人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智慧。

从这里可以说,中国是非常早熟的。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战国时代的中国就已经实现了17世纪欧洲才有的现代国家制度,7个诸侯国也可以说是7个现代“国家”。

从比较历史的角度来看,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和近现代欧洲的历史发展在很多方面有着相似性。如它们都起源于一个由许多国家组成的封建社会,都有着频发的战争,都经历了封建体制的垮台和官僚体制的形成,都有着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但最后的结果却截然相反,欧洲在发展中形成一个多国平衡的局面,中国却走向统一。

“肇有人伦,是称家国。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是以消灭“国家”进入帝国的,从自由的契约社会变成桎梏的权力社会,实际上是以野蛮消灭文明,以不平等的秩序扼杀了古老的正义。春秋战国的封建时代,人们可以用脚投票,弃苛政而向仁政;进入专制帝国时代,“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们失去选择权,也就失去自由,只能逆来顺受地接受权力的奴役。“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之民无所于食而必农”。

美国社会学家埃森斯塔德将帝国定义为“官僚帝国”,并认为中华帝国是文化取向型帝国。在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中,中国成为欧洲思想家们的嘲讽对象,比如法国重农学派思想家亨利·希格斯就称中华帝国是“愚昧而野蛮的天堂政府”。

熊逸先生说得好,“历史似乎总是这样的:是权力选择思想,而非思想获取权力”。晋国人由余以“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为秦国设计了一种帝国体制,把帝国的几百万人民变成一个可以随意使用的身体;而商鞅则以农战主义把所有秦人整合成帝国的工具。“令民为什伍”,就是把民众按照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的标准编成帝国的户籍单位。帝国与国家的区别在于,国家是世俗的,帝国则是一种神权统治,这就是商鞅所说的“壹教”,“壹教,则下听上”,将暴力维持的专制解释为“奉天承运”。孟德斯鸠一针见血地指出:“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恐怖的目的是稳定。但这种稳定并不是太平,它只是缄默而已。在专制国家里,人的命运和牲畜一样,只有本能、服从和惩罚。”      (8)  

(原标题:“早熟”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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